三、南宋后期：七夕诗词更多地关注个体感受与社会现实
南宋开禧二年(1206)，韩侂胄伐金失败；次年，史弥远杀韩乞和，嘉定元年(1208)再一次签定了宋金之间屈辱的和议。自此以后，双方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。然而，也正是在开禧二年，崛起于漠北的蒙古族建立了蒙古汉国，逐步向南扩张，于端平元年(1234)攻灭金国。暂时的承平苟安中，让文人更多的关注自身的生活与感受，七夕诗词中又多了细腻的情感体悟与理性的批判意识。另一方面，蒙元侵略军对南宋帝国猛烈的蚕食，使得赵宋政权愈来愈迅速地趋向衰落瓦解，这种阴影也不能不投射到作家的心中，从而构建成七夕诗词抑郁隐晦的基调。这一时期，与诗坛的趋势萎靡不振相应，七夕诗词创作进入尾声阶段，总体成就不高。直到宋末亡国之际，才由汪元量刘辰翁张孝祥等爱国诗人以悲愤慷慨之声振作了诗风，为南宋七夕诗词画上了完整的句号。
如范成大《秋日田园杂兴》云：“朱门乞巧沸欢声，田舍黄昏昼掩扃。男解牵牛女能织，不须邀福渡河星。”诗人否定对牛女二星的传统崇拜，“不须邀福渡河星”，认为没有必要去祈祷神仙。朱淑真《七夕》云：“拜月亭前梧叶稀，穿针楼上觉秋迟。天孙正好贪欢笑，那得功夫赐巧丝！”则从推理的角度做了同样的判断：牛郎织女聚少离多，一年一见，正该趁良辰美景倾诉离愁别绪，哪有时间和精力管这乞巧之事呢？她的《七夕口占》又云：“三秋灵匹此宵期，万古传闻果是非？免俗未能还自笑，金针乞得巧丝归。”该诗中更提出疑问：那古老的传说是真的吗？诗人以理性的眼光去审视古代的七夕故事，视角关注世俗生活，现实意识进一步加强。
在国家多难的大背景下，七夕诗词也染上抑郁隐晦的基调。汪元亮《忆王孙》：“华清官树不胜秋。云物凄凉拂曙流。七夕何人望斗牛。一登楼。水远山长步步愁。”汪元量原是南宋宫廷琴师，元兵陷临安，掳幼帝及太后北去，他也随行，他的诗凄苍哀婉，多故国禾黍之悲。该诗中写七夕风物抒发家国之恨，全诗展现了面临覆灭阴影之下的南宋宫廷，满目荒凉和凋敝，七夕佳节黯然失色：无人乞巧，也无人观星。除写了在此背景下的个人思考，七夕诗词还表现出普遍的民族心理，成为诗人渴望统一，向往团圆的理想的载体，它客观的战斗精神已延伸词外。刘辰翁《夜飞鹊（七夕）》“何曾见飞渡，年又年痴。今古相望犹疑。朱颜一去似流水，断桥魂梦参差。何堪更嗟迟暮，听旁人说与，此夕佳期。深深代籍，盼悠悠、北地胭脂。谁寄扬州破镜，遍海角天涯，空待人归。自小秦楼望巧，吴机回锦，歌舞为谁。星萍耿耿，算欢娱、未省流离。但秋衾梦浅，云闲曲远，薄命同时。”这首词就把思国、恨敌、哀民、恋昔等种种内涵集于其中，意义深远。张孝祥《二朗神》：“坐中客。共千里、潇湘秋色。渐万．宝西成农事了，口稏看、黄云阡陌。乔口橘洲风浪稳，岳镇耸、倚天青壁。追前事、兴亡相续，空与山川陈迹。南国。都会繁盛，依然似昔。聚翠羽明珠三市满，楼观涌、参差金碧。乞巧处、家家追乐事，争要做、丰年七夕。愿明年强健，百姓欢娱，还如今日。”诗歌已超越乞巧本身，七夕这一美好佳节成为百姓欢娱、民族统一的象征，七夕文学也具有了多元的意蕴和内涵。
通过对有宋一代七夕诗词面貌的剖析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段十分精彩的文学景观。七夕文学-——这一与中华民族之七夕神话与民俗血肉相连的文学形态，既与神话和民俗的发展息息相关，又与时代精神的脉搏声气相通，随着诗人们的努力，不断的推陈出新。宋代七夕文学较之于汉唐七夕文学，由于七夕神话与民俗基本定型，素材吸纳创新可能性不大，而原素材的惯有意蕴义被唐代诗人发挥殆尽，宋人于是从唐人的模式中走出来，展示自身的情感与思想。而在国家万方多难的时代，七夕题材能捕捉时代的风云气息，为诗人自抒胸臆的载体；在社会暂时稳定的时代则更多地流露诗人对自身生活的感受与体验，七夕题材成为诗人情趣的栖居地。另外，宋代七夕诗词革新的探索，如重评、重释、延展、深化等经验亦受唐人多方面的启示，从而呈现出宋代七夕文学新的特质。为后代节日文学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