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、北宋后期至南宋开禧年闻：七夕诗词的重要转变
宋帝国军力孱弱，从北宋开国到南宋灭亡，整个王朝始终处于强敌的威胁之下。北宋边疆上，辽和西夏经常侵扰，宋室只能以巨额财物作交换条件求得妥协；南宋为避金兵锋芒，偏安江南，更是无力恢复中原。由于对外的巨额岁币和对内的冗官冗费，农民负担沉重，国家财政时有困难。严重的内忧外患，让有识之士忧心忡忡。深沉的忧患意识弥漫着整个宋代文学。而深沉的忧患意识，又造成宋代文学中爱国主题的高扬。刘勰《文心雕龙·时序》称“故知文变染乎世情，兴废系平时序，原始以要终，虽百世可知也”。爱国主义的主题开始成为诗坛主流，七夕题材也再次受到宋人重视，但其关注点已非那种惯性的悲怨和欢庆，而是更多得融入时代现实意义；创作指向也非常明确，即结合现实和反映人民的心声。从此，七夕诗词在适应反映时世变化与文学发展革新的双向要求下，面目焕然一新。
我们首先看李清照的《行香子》：“草际鸣蛩。惊落梧桐。正人间、天上愁浓。云阶月地，关锁千重。纵浮槎来，浮槎去，不相逢。星桥鹊驾，经年才见，想离情、别恨难穷。牵牛织女，莫是离中。甚霎儿晴，霎儿雨，霎儿风。”这首词写个人在七夕的感受，把自己与丈夫身处异地、远隔千里的别恨与牛郎织女的离愁紧紧地编织在一起，而这种情绪与当时广大人民丧乱流离的普遍情绪联系在一起，折射出时代衰微的风云气息。
李清照身历两宋，她的七夕词代表了衰微时代下个体的感伤，是七夕主题的纵向发展；后来南宋国势更趋阽危，陈东、陆游等的七夕词则代表了冷酷现实中群体的悲痛，是七夕主题的横向开拓。陈东的《西江月》：“我笑牛郎织女，一年一度相逢。欢情尽逐晓云空。愁损舞莺歌凤。牛女而今笑我，七年独卧西风。西风还解过江东。为报佳期入梦。”此词写的是南渡后的七夕，作者以冷酷的现实，击碎了欢度七夕佳节的梦想，“西风还解过江东”，人却只能靠回忆自我安慰，充满山河破碎的沉痛之思。随着时局的发展，恢复中原的大计早已被统治者抛在脑后，诗词中以七夕写家国之恨成为普遍现象。辛弃疾《绿头鸭（七夕）》：“叹飘零。离多会少堪惊。又争如、天人有信，不同浮世难凭。占秋初、桂花散采，向夜久、银汉无声。风驾催云，红帷卷月，泠泠一水会双星。素杼冷，临风休织，深诉隔年诚。飞光浅，青童语款，丹鹊桥平。”这首词借七夕相会诉现实的无奈：长年飘零，报国无门，内心充满感慨。陆游《癸丑七夕》：“风露中庭十丈宽，天河仰视白漫漫。难寻仙客乘槎路，且伴吾儿乞巧盘。秋早时闻桐叶坠，夜凉已怯纻衣单。民无余力年多恶，退士私忧实万端。”诗人由秋夕天凉衣寒，思及战乱频仍下人民的艰苦生活，从而又联想到国家的万方多难，不禁忧从中来，绵延不绝。这种情感和杜甫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》“穷年忧黎元，叹息肠内热”相通，但彰显更多山河蒙异族践踏、渴望统一的强烈爱国之情。
南宋偏安局面形成以后，诗坛上出现了陆游、杨万里、范成大、尤袤等“中兴四大诗人”，也称南宋四大家。由于此时抗金复国的主题成为时代的最强音，所以最能代表这种主题倾向的陆游也就成为诗坛的代表。陆游的过人之处在于，他使这种爱国情感贯穿了终生的创作，包括七夕文化这样传统的诗题。
从以上分析我们已经可以看出，牛女隔离可联系身世飘零，而七夕佳节可结合爱国主题，表明了七夕神话和七夕民俗题材具有极为丰富的意蕴内涵，原是可以作发散的引申和联想的。这时的七夕诗继承着与时代追求相呼应的精神，转入对人生的审视和现实的关注，进行着纵向和横向的拓展和深化。七夕题材重新受到关注，并不是由于其原有的凄苦悲怨的惯有意蕴，也不是采取对七夕牛女相会和民间乞巧进行批判的方式，以传达某种政教理念，而是利用其丰富内涵进行联想与引申，发掘其新的意蕴，响应时代爱国主题，诗人的情感栖居其中，从而，才有七夕文学的诗词千篇而不一律，不断出奇，不断创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