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国七夕文学的诗歌创作源远流长，最早的记载见之于《诗经·小雅·大东》：“维天有汉，监亦有光；蹊彼织女，终日七襄；虽则七襄，不得报章；皖彼牵牛，不以服箱。”汉代《古诗十九首》形容牵牛与织女“盈盈一水间，脉脉不得语”，句中已融入了民俗与世情交织的诗情画意。汉魏六朝，诗人已利用传说与七夕民俗素材，进行选取视角、组合典故、融和民俗等技法的变换，创造了六朝七夕文学的辉煌。时至唐代，诗歌发展极为繁荣兴盛，与大唐气象相呼应，七夕诗歌创作进一步拓展与深化，成为宋代七夕文学继承的典范和创新的基点。
降及宋代，宋人面对唐诗，犹如一座巨峰，要摆脱唐诗的藩篱，必须另辟蹊径。宋词作为一代文学之胜的标志，为诗人开拓了广阔的创作空间；七夕文学又获得宋代诗人的感应，有了长足发展的支点；七夕传说不仅是宋代民间讲唱文学阐释、表现、搬演的对象，更成为诗人词客重评拓展、借题发挥、自抒胸怀的载体；较之汉唐，宋室君臣多赢弱风气，宋代七夕诗词倾注了更多的理性思考和时代气息，宋代诗人在主题取意、体裁风格、视角变换、意蕴挖掘等多层面作了开拓努力，汇集成宋代更为繁富、更为壮观的七夕文学现象，凸显了宋人独特的审美情趣和文学自身发展演变的轨迹，为后来节日文学的发展繁荣开启了先机。
一、宋初至北宋中叶：七夕诗词在主题和体裁方面的因革
宋初统一政权的建立，把中国历史推向了一个新阶段。宋初至北宋中叶百余年间天下承平，宋王朝统治者采用偃武修文的治国策略，并使之形成普遍的社会风气，《宋史·文苑传序》说：“艺祖（赵匡胤）革命，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。宋之尚文，端本乎此。太宗、真宗，其在藩邸，已有好学之名；及其即位，弥文日增。自时厥后，子孙相承，上之为人君者，无不典学；下至为人臣者，自宰相已至令录，无不擢科。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。”宋初主盟诗坛的官僚文人如徐铉、李昉等，都是由五代十国入宋的，他们不仅是赵宋开国时期振兴文教的骨干，而且也是把应酬诗风带到宋朝来的始作俑者。赵宋王朝提倡应酬赠答的诗赋，颂扬圣明，粉饰太平，君臣宴饮的风气极为盛行，这种风气导致大量七夕宴饮唱和诗的产生。
王禹偁《七夕应制》反映了这一风习及时代心理。作为文学侍从，这是王禹偁写的一首宫廷应制酬唱诗，诗云：“斜汉横空瑞气浮，桥边乌鹊侍牵牛。长生殿冷时无事，乞巧楼边岁有秋。菡萏晚花清露湿，婵娟新月暮烟收。华对祷祝华胥梦，谁道神仙不可求。”“华胥梦”是传说中的国名，《列子·黄帝》“（黄帝）昼寝，而梦游于华胥之国。”后世便将“华胥”作为梦境的代称。这首诗写七夕乞巧，花香月明，祈祷求仙，瑞气祥和，显现一种盛世升平气象，作为应制诗，拘于君臣礼仪，终究不免感恩承欢，标榜风雅。又如钱惟演在《西昆酬唱集》中就有六首七夕诗，《戊申年七夕五绝》其一云：“一岁佳期一夕过，羽旗云盖涉微波。明朝若寄相思泪，玉枕金茎得最多。”诗人认为牛女相聚太短，一年才有“一夕”，对其遭遇洒下同情之泪。杨亿《西昆酬唱集序》称其诗“研味前作，挹其芳润，发于希慕，更迭唱和，互相切蒯”。这类七夕宴饮唱和之作，大都牛女相会为主，皆承袭前人情调，对牛女遭遇深致同情，兼取天河泛槎、对月穿针、汉武王母等典实，杂汇而凑合，应制的痕迹很明显，主题取向仍沿袭汉唐以来的悲怨传统。这与宋初词臣陈袭汉唐，深居宫庭，习风未改不无关系。
另有文人自发的七夕吟咏，如方一夔《七夕织女歌》：“牛郎咫尺隔天河，鹊桥散后离恨多。今夕不知复何夕，遥看新月横金波。抛梭执枉愁零乱，彩风飘飘度霄汉。重来指点昔游处，香奁宝筐虫丝满。一年一度承君颜，相别相逢比梦间。旧愁未了新愁起，已见红日衔青山。当初谩道仙家别，日远月长不相接。不似人间夫与妻，百岁光阴常会合。”杨亿《戊申年七夕》：“神女欢娱一夕休，月娥蠕独已千秋。争如灵匹年年会，莫恨牛津隔凤鞠。”就题材而言，二诗都抒牛女离愁别恨，但角度却明显有别，方一夔诗写牛女相逢后，又添新愁，日出东山之际，实重新煎熬之时，他们的别离，宛如日月递嬗，无重叠之时，牛女夫妻虽贵为神仙，却不如人间夫妻能终身厮守。方一夔诗以只羡鸳鸯不羡仙的情怀揣摩牛女心境，自然“离恨多”。杨亿诗把嫦娥与织女相比较，以为织女每年至少有一夕欢愉时光，比孤独的嫦娥当然幸运得多了，便实在不需要再恨了。张来《七夕歌》中以嫦娥“夜夜孤眠广寒殿”劝慰织女“莫叹”的意思也与此相同。这类诗多寄寓诗人个人感兴，但其取意与结构亦未脱前人窠臼，未见创新之处。
除诗歌以外，词作为宋代文学的一种新的主流形式，也结合前代七夕文学的经验，倾注了对七夕文学的重评重释、延展深化等多方面的探索。词作为一种用于抒写个人情愫的通俗文体，它的兴盛极大地丰富了文人对七夕文化内涵的表现。宋代写七夕题材的词人极多，既有末流词客，也有文坛领袖；主题取意也很广阔，较多生活化、世俗化方面的内容，作者也往往多有一种世俗平常的心态。如欧阳修《渔家傲》：“乞巧楼头云幔卷。浮花催洗严妆面。花上蛛丝寻得遍。颦笑浅。双眸望月牵红线。奕奕天河光不断。有人正在长生殿。暗付金钗清夜半。千秋愿。年年此会长相见。”这首七夕词一改以往凄苦悲怨的惯有意蕴，而用了平常节日喜庆的基调。秦观《鹊桥仙》这首词更是立意翻新，“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”写出牛女相会的双重意蕴——悲哀与欢乐、刹那与永恒的对立统一。苏轼《鹊桥仙·七夕送陈令举》：“缑山仙子，高情云渺，不学痴牛騃女。凤箫声断月明中，举手谢时人欲去。客槎曾犯，银河波浪，尚带天风海雨。相逢一醉是前缘，风雨散、飘然何处？”这首词题目为“七夕送陈令举”，本意是为送别友人陈令举而作。全词在立意上一反旧调，不写送别离恨，而咏朋友情意，别有一番新味，不但摆脱了儿女艳情的旧套，借神话以写送别的友情，而且用事上紧扣七夕，格调上飘逸超旷，读来深感逸怀浩气，超乎尘垢之外。
另外，从北宋中叶起，随着都市的发展，各种娱乐业兴盛，演艺场中上演多种节目。在成书于南宋到元初、给说话艺人参阅用的话本集《绿窗新话》、《新编醉翁谈录》中，我们可以见到话本小说中与七夕有关故事的延续或变型。例如《新编醉翁谈录》己集卷之二就有《郭翰感织女为妻》为题的故事，又如《新编醉翁谈录》乙集卷之一有《静女私通陈彦和》的故事：“因七夕乞巧之夜，静女辄以小红笺题诗一首，赂邻居之妇而通殷勤。诗曰：
牛郎织女本天仙，隔涉银河路杳然。此夕犹能相会合，人间何事不团圆……”；
另如《绿窗新话》卷上有《杨生私通孙玉娘》的故事。这是两个很相似的故事：有位姑娘与邻里的一位年轻人情投意合。在七夕之夜，由于姑娘赠诗，故事迅速展开。两个故事中姑娘所赠之诗是同一文本，可见这种题材的小说和诗在当时是受到广泛的喜爱和欢迎。在这些话本集中，七夕这个节日已经失去了祭祀天神的性质，完全成了演绎人间故事的舞台，成了人间男女欢会的机缘。宋代民间通俗文学对七夕故事的阐释、讲唱、搬演盛行，进一步促发诗人词客借七夕题材自抒胸怀、重评拓展、借题发挥的流行。晚唐七夕诗多融人诗人自身的生活感受和日常情趣，如李商隐《七夕》：“鸾扇斜分凤幄开，星桥横过鹊飞回。争将世上无期别，换得年年一度来。”因自身坎坷遭际，感叹双星“年年一度来”的相会幸福，充满羡慕之情。赵潢《七夕》“莫嫌天上稀相见，犹胜人间去不迥”亦表示一年一会虽少，但远胜人间死别，亦与义山《七夕》取同一角度。卢殷《七夕》“全胜客子妇，十载泣生离”，诗人以比上不足、比下有余的心态安慰自我孤独的情怀。与唐人相比，宋代杨亿、张来等诗人经超越自身体验，已采用取他人境遇比拟体悟织女情状的写法，就七夕诗主题而言，其结合世俗生活和挖掘个人体验的层面更深。
还有值得注意的是，宋代理性思潮盛行，其势必对对七夕文学有一定的影响。至北宋中叶，儒、道、释三教合一，传统理学获得长足发展。经过对传统处世方式的调节整合，宋代文人的生命范式更加冷静和理性，审美理念世俗化了，审美情趣也有了新的转变。苏轼《超然台记》说：“凡物皆有可观，苟有可观，皆有可乐，非必怪奇玮丽者也。”黄庭坚《题意可诗后》说：“若以法眼观，无俗不真。”七夕文学同样也融入“以俗为雅”的审美观念，七夕神话也投注了宋人更多世俗思维的理性目光。如李彭《七夕》诗云：“常时别经年，雪涕作零雨。念各非妙龄，无复啼着曙。”前两句的写法是传承，而后两句情感意念一翻转，以为牛女已过年少不谙世事的年龄，应当理性面对相逢即分离的事实，无须再啼哭到天明。诗人将理性思维融入原本凄美愁苦的情境，于是诗歌凄清哀愁的情怀便淡化了。
李席《七夕》说：“……人间光阴速，天上日月迟。隔岁等旦暮，会遇未应稀。金针度采缕，宝奁卜蛛丝。我嗟儿女愚，勤劳徒尔为。巧拙天所赋，乞怜真可嗤。故拙不可厌，吾宁钝如锥。借云得新巧．无乃醇愈漓。吾观天垂象，列星有攸司。牵牛常服箱，织女不下织。”他在诗序中说：“某观晋汉以来七夕诗数百篇，皆用俗说。某以为牛女之会不然，故作此诗。”李意以为，人们实在不需由人世时间观念去哀怜牵牛织女每年的会晤次数，因为从天上的时间来说，他们会面聚首的时间并不少；也不用去乞巧，因为二星的存在是客观自然现象，用冷静的思考看待七夕现象。梅尧臣《七夕》：“古来传织女，七夕渡明河。巧意世争乞，神光谁见过。隔年期已拙，旧俗验方讹。五色金盘果，蜘蛛浪作窠。”诗人开始怀疑神话传说的可靠性，认为“乞巧”是人们以讹传讹，自作多情，因为从来没人见过牛女二仙。梅尧臣另一首《七夕咏怀》：“织女无羞耻，年年嫁牵牛。牵牛苦娶妇，娶妇不解留。……”诗人竟然斥骂织女“无羞耻”，其过错就在年年与牵牛的“七夕”之会，鹊桥相会的浪漫气氛已消失殆尽。这种否定传统经典的做法其实是对唐人的效仿与传承，如杜甫《牵牛织女》诗写对牛女怨别和七夕乞巧的批判。这些否定得到宋人广泛的支持，与诗人们受时风的影响密切相关。